癌在年轻化。有糖尿病的年轻人，从今天开始更得注意肠癌了。

近日，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 等著名研究机构，分析了超1261万人的临床数据，基于此他们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群体达到肠癌筛查风险阈值的时间会提前5年；有肠癌家族史的糖尿病尤甚，更是提前了12-21年。

这意味着，糖尿病患者的首次肠癌筛查时间得从50岁，提前到45岁。这项研究首次为糖尿病患者肠癌的最佳筛查起始年龄提供了循证信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医学期刊PLOS Medicine上，第一作者是Uzair Ali Khan，通讯作者是Mahdi Fallah。

虽然肠癌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但仍然成为全球第三大常见癌症，在癌症致死原因中位居第二。自肠癌筛查手段出现以来，无数的研究表明，肠癌的筛查比其他主要癌症的筛查更有益处，而且筛查也比不筛查更具有成本效益。基于美国人的研究表明，自从在临床引入肠癌筛查后，肠癌的发病率确实有所下降。然而，放眼全球，肠癌的发病率在40-50岁这个年轻的群体中，增长迅速，因此，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筛查指南应作出相应调整。

不过，导致年轻人肠癌发病率上升的风险因素问题，目前的研究还很少。因此，降低筛查年龄目前成为主要的筛查策略之一，这种做法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高额的财政负担。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指南都推荐一个单一的肠癌筛查平均风险年龄，其中最常见的是50岁。还有一些指南推荐将家族史、炎症性肠病或罕见遗传病作为早期肠癌筛查的风险因素，然而，这些风险因素并不能单独解释肠癌在年轻人群中广泛增加。

从《中国早期结直肠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2019,上海)》来看，实际上，在咱们国家，肠癌的人群发病率从40岁开始，上升速度加快。考虑到咱们国家40-49岁人数超2.3亿，且人均结肠镜资源极其匮乏，因此人群筛查建议将50-75岁作为目标年龄阶段。不难看出，调查年轻人的危险因素是应对这一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4]。

糖尿病和肠癌有着共同的危险因素，在青壮年中的发病率都越来越高，而且糖尿病的诊断一直与日后肠癌的风险增加有关。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50岁之前诊断出糖尿病会使早发肠癌的风险增加近2倍。尽管如此，但在肠癌筛查指南中，从未将糖尿病作为风险因素指出。

为了搞清楚“糖尿病是否影响肠癌的发病率，让肠癌年轻化”，以及“如果有，则提前多少年”，这两个问题。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几个全国性登记处的数据，时间跨度是从1964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最长的随访达51年。分析中共纳入了12614256名有谱系信息的人，其中51%为男性，基线年龄范围为0～107岁。在这些人中，有162226人是肠癌患者。此外，559375人是糖尿病患者，其中101135人（18%）在50岁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

先来看看以50岁为基准年龄的研究数据。10年累积风险结果显示，瑞典普通人群中50岁男性在未来10年内患肠癌的风险为0.44%。瑞典普通人群中50岁女性的10年累积风险为0.41%。没有肠癌家族史，但在50岁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男性，在45岁时达到与瑞典普通人群中50岁男性相同的10年累积风险，即提前5年；而没有肠癌家族史，但在50岁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女性，在46岁时达到与瑞典普通人群中50岁女性相同的10年累积风险，即提前4年。有糖尿病和肠癌家族史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在32岁（提前18年）和38岁（提前12年）达到普通人群50岁时的10年累积风险水平。此外，没有糖尿病或肠癌家族史的男性在51岁（推后1年）达到普通人群50岁时的10年累积风险水平。

再来看看以45岁为基准年龄的研究数据。10年累积风险方面的结果显示，对于瑞典普通人群中45岁的男性和女性，未来10年内发生肠癌的风险为0.24%。无肠癌家族史，但在45岁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男性，其10年累积风险在40岁就达到了与瑞典一般人群中45岁男性相同的水平，即提前了5年；而无肠癌家族史，但在45岁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女性，其风险在42岁达到了与瑞典一般人群中45岁女性相同的水平，即提前了3年。此外，患有糖尿病和有肠癌家族史的男性和女性，在31岁时达到45岁时的风险水平（提前14年）。

至于其他基准年龄（55岁和60岁），有糖尿病史、无肠癌家族史的人比一般瑞典人早4-5年达到人口风险水平。相比之下，那些既有糖尿病又有肠癌家族史的人，男性达到瑞典一般人口风险水平的时间提前21年，女性提前14至15年。

总的来说，这项超大规模的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达到肠癌筛查风险阈值的时间比各国指南推荐的50岁提早了5年，对于那些有肠癌家族史的人而言，更是提前12-21年。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为糖尿病患者肠癌的最佳筛查起始年龄提供了循证信息，建议临床医生将这种可能性告知糖尿病患者（无论有无肠癌家族史），并鼓励他们对肠癌筛查进行个体化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