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磊1 ，魏 龙2
（1.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使得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方式弊端尽显。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PageRank算法，利用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等指标，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能否统筹安全和发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均能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最优方式。我国应面向国内国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突破生产前沿约束，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目标丰富需求层次、打造世界需求中心，进而促进供给需求双中心的有机结合，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性。
关键词：供给中心；需求中心；国际循环质量；供求有机结合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3）08-0000-16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原有供需循环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部分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供、制裁打压等方式，将我国孤立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ans，GVCs）之外，进而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升级。有些学者 [ 1 ]判断这类“卡脖子”和战略抑制问题将持续很长时间，我国需要保持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定力。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越是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越是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我国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需要较高的国际循环质量水平作为保障，否则会由于价值链主导权和驱动力不足导致话语权旁落。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前行，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循环质量的认识也悄然发生变化。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加速推进，一国国际循环运行效率成为评价其质量高低的核心标准。科古特（Kogut）[ 2 ]主张，一国应该倾其所有，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至最具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每个国家在巩固具有竞争优势价值链环节的同时，应与其他国家协作打造一条高效运行的全球价值链 [ 3 ]。在国际循环效率优先的构建思路下，不仅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获取了大量贸易利得，而且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比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具有更高的GDP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速 [ 4- 6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原有资源禀赋发生动态变化，最符合该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最具竞争优势的分工环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 7 ]。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从产业组织和价值网络构建方面提高参与方的国际循环运行效率，促进其价值链升级和分工环节从低端向高端的攀升。汉弗莱（Humphrey）等 [ 8 ]详细描述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等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刘志彪等 [ 9 ]、卓越等 [ 10 ]、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 11 ]通过低端锁定、悲惨增长等现象的描述，揭示了新兴经济体借助全球价值链升级提升国际循环效率的难度。如果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无法完成全球价值链升级，新兴经济体可能被更具成本优势的新参与者挤出全球价值链 [ 12 ]。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升级，与守成大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迫近，将导致激烈的贸易摩擦和脱钩断链行动 [ 13-15 ]。因此，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标准已经展现出诸多弊端，无法继续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价值共识。国际循环质量评价标准的动摇也意味着未来全球化的价值基础应该进一步补充完善 [ 16-17 ]。
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安全和稳定日益成为各国构建高质量国际循环时关切的问题。2020年8月，习近总书记平 [ 18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我国构建国际循环的思路逐渐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客场全球化转为主场全球化，以强化国际循环的安全稳定属性 [ 19 ]。近几年来，全球价值链受到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脆弱性尽显，短缺和全球通胀压力逐渐加大，西方学者开始深思高质量国际循环应具备的特征 [ 20-21 ]。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2 ]指出，构建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时不能只追求运行效率，应该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友岸外包、制造业回流等强化国际循环安全稳定属性的措施在欧美国家推行。鲍德温（Baldwin）等 [ 23 ]认为，自由贸易不是导致全球价值链受到冲击的原因，融入过多地缘政治和民族情绪无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贸易本身才是提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良方。相关实证分析发现，交易次数、信任熟悉程度都是影响贸易关系存续和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重要因素，经历多次交易的贸易关系比新建立的贸易关系更稳定、更能经受外部冲击 [ 24 ]。可见，中外学者、政治家已经将安全稳定作为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对于提升国际循环稳定性的具体方法路径则存在分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我国提高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具体方略：我们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种思路不仅统筹考虑了全球价值链运行效率和安全稳定两方面因素，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具体做法——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这是对我国以扩大内需战略应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成功经验的继承发扬。国内学者提出的需求牵引、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打造世界需求中心等观点也肯定了扩大内需战略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 [ 25-27 ]。但更重要的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得统筹兼顾国际循环的运行效率和安全稳定成为可能。德·戈塔里（De Gortari）[ 28 ]、魏龙等 [ 29 ]分析墨西哥和中国的国际循环结构发现，墨西哥和中国从最终产品出口目的地进口的中间零部件占比极高......
